文｜劉美妤
圖｜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提供
舞台燈亮起，電子節拍敲下。黑衣黑帽的男子立起腳尖，旋轉，凝固。你太清楚這是誰，或者在模仿誰。M和J這兩個英文字母在大眾樂壇上拼出了最特異且影響深遠的一幅景色。太多適時和遲來的盛讚，太多傳說；太早的成名也太早的殞落。關於Michael Jackson，這個被稱呼為King of Pop的人，在臺灣喝著美國文化奶水長大的我們，當然無法不談論他。
去年Michael Jackson過世引起輿論一片譁然。喜歡他的、不喜歡他的人，都瞬間被媒體的大幅報導拉回各自對這位流行天王的記憶裡。2009年6月25日成為一個無法被遺忘的刻痕，我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忍不住手癢的打開youtube重看Michael Jackson每一支經典的MV，看他當時年輕黝黑的臉龐多麼美麗，看他恣意賣弄性感和不被性別疆界綁架的肢體和服裝語言，被他歌聲裡強烈的愛恨揪緊情緒。在他逝世一年以後，歌迷們不知該如何放置的情緒，將流往何處？
意義就是：麥可傑克森死了。
王嘉明、蘇匯宇和黃怡儒2005年合作的《麥可傑克森》，今年舊戲新編，成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「創團15周年大戲」，將要登上中山堂舞台。小劇場走進大舞台，小製作變成大製作，在Michael過世之後有了不同的意義。「一得知Michael過世，我就決定要重編這齣戲了。」王嘉明說。這三位麥可迷一致贊同要重演當年這齣票房亮眼的作品。至於為什麼？原因無他，「因為Michael Jackson死了。沒有別的意義，意義就是麥可死了。」王嘉明說，「一定要說的話，就是麥可顯靈吧！」多麼一往情深的麥可迷──然而這件事真的就這麼簡單，他死了，那是天大的一件事情，對所有喜歡Michael Jackson的人來說，這件事本身就佔據了所有意義。
舊版的《麥可傑克森》以「好怕」（Thriller）、「好壞」（Bad）、「好危險」（Dangerous）為主軸，描繪80年代台灣的通俗文化和社會樣貌，Michael Jackson在其中的位置更接近一個引子，是戲的節奏與銜接點，也是美國文化影響的具體象徵。新版，據王嘉明說，會更「政治」一些，然而不改他慣於戲謔的本色，「會把政治和瓊瑤放在一起吧！」他承認這次的劇本還是會變得沉重些，畢竟麥可過世後他的意義，以及整個社會氛圍，已經和2005年不同。
在2005年時，喜歡Michael Jackson是一件有點兒令人羞於啟齒的事，即使我們幾乎都偷偷練過月球漫步和機械舞。這位超級天王到了21世紀後已經過氣，還因為諸多花邊新聞而被嗜血媒體塑造為最變態的的名人，整形、漂白、戀童癖，全世界多數觀眾都漸漸以獵奇的角度，不以為然的窺看他的私生活。
直到Michael Jackson猝死，媒體才突然態度大轉彎，重新正視他作為流行樂之王的價值。他去世的那天，其他新聞全都不重要了。一瞬間，所有關於他的謠言都被平反，大家忽然一起發現麥可原來是個了不起的慈善家，他膚色變白是因為白斑病，他性侵男童的案件也沒有成立。我們誤解了麥可好多年，我們低估了他的藝術好多年。「早逝」真是人們最無法抵抗的傳奇性，提供大家揶揄素材的過氣天王因此立刻轉為不朽神話。麥可，我們想念你。這似乎成為某種集體的聲音，於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快閃跳起〈Beat It〉和〈Bad〉， 他的演唱會電影大賣，他的遺產公司自他逝世以來，已經賺進10億美元的現金，使他過世短短一年就成為死後賺錢最多的的已故明星之一。
2005年創作《麥可傑克森》、現在又要改編重演，我知道根本沒什麼好說，這件事不過證明王嘉明超愛Michael Jackson罷了。他笑說當時對麥可的喜愛脫不了戀物癖的成分，但現在又有所不同。麥可的死透露了媒體如何將事情簡化，「那是活著的盲點。」而王嘉明承認這樣講很爛，不過他現在的感覺的確像是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我們來不及好好的欣賞和挖掘麥可。
見到王嘉明時，他剛從另一齣劇的排練場趕過來，忙碌的姿態。屬於台灣劇場中生代的他笑容裡不失好奇和促狹，隨身帶著一本小冊子，一有想法就順手寫下。我們從台灣小劇場的現況開始聊起，王嘉明覺得自己對這件事無法言說，只能盡力去做──而對於我思考著台灣劇場是否太多去脈絡化的移植，他則認為，台灣受外來文化影響很深，很多事情是慣常被「分類」的，然而真的能徹底分類嗎？舊版的《麥可傑克森》裡有一場雜交的戲，和麥當勞、和We Are the World放在一起看，那就是台灣當代社會的文化現象，雜交。
「有某種批判性。」他說，「我們反過去看80年代，大家有美好的嚮往，但其實我們面對的是…一種生存的處境，當我們認同本土文化，是從自身的經驗去認同的嗎？自身經驗有太多歧異，基底在哪？別人可以有很明確的國家認同，但我們沒有。有時當我們在說台灣的文化認同時，很多人是在拿旗子，那是一種扮演，更是簡化，反而無法正視其中的複雜性。」
「分類」的意義即是標籤化。女性、男性、白人、黑人等等，每一張標籤後都是一套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。王嘉明說：「不在分類裡的事物被認為不道德。Michael Jackson就是這樣！他各方面都不在分類裡。但我們喜歡他啊！」那令我想起人類學大師瑪麗‧道格拉斯（Mary Douglas）所說的：東西放在不對的地方，就變成髒的。無法被分類標籤囊括的人事物，通常被認為不道德──例如跨性別者，例如戴著紳士帽穿皮鞋跳舞、形象中性、慾望曖昧、皮膚白化的黑人麥可。Michael Jackson的歌曲和舞蹈有著一種非常原初的力量，幾乎可說是動物性的，超脫美國主流白人社會想像的「非洲性」，那同樣是他們無法歸類之物。王嘉明認為Michael Jackson的作品與形象很動物性，但又是細緻的，有一種優雅。他用了一句頗為傳神的話來形容Michael Jackson的這個面向：「那是不知性為何物的性衝動」。
以道德評判來看待名人私生活，是大眾茶餘飯後少不了的話題。成天被狗仔追著騷擾的Michael Jackson唱著〈Leave Me Alone〉，他是活生生的箭靶。可笑的是當媒體和大眾在進行道德審判時，並非出於自身的高道德標準，僅僅因為談論悖德之事如此刺激有趣，而堅守道德立場的自己聽起來又多麼的正當，令人自我感覺良好。道德是某種不可動搖的規範嗎？「道德是一種大麻！」王嘉明精準的形容，「道德令人興奮。我們太想要確定的東西…因為生命中太多的不確定，我們不敢挖掘不確定的事。」因而我們都假設自己站在正當的那一邊，以此為基礎和他人爭吵辯駁。道德的正當性一直都是曖昧的，而王嘉明也並不打算在他的劇場中進行邏輯的說服。
然而，「喜歡麥可」這件事從政治不正確到非常政治正確，這麼大的轉折，會在戲裡碰撞出什麼不同的東西？
我的皮膚在導戲
當了十年導演，以「愛玩」出名的王嘉明在劇場裡用了他獨特的一套觀看的模式，「不論是作品，或是人的角色和關係，都像一塊土地，有地層結構，這裡是山頂、那裡是河流…我時常如此看待。」從台大地理系出身的王嘉明以這樣的方式感知劇場。人就是一幅地圖，導演調配演員，演員的身體和性情同樣在他眼中如此展開。從生活片段的感受出發牽連周遭，因此他說，是他的皮膚在導戲。「身體本身會說話，對自己說也對其他人說。有時我覺得身體『變為』角色的意圖，遠比角色本身有趣。」
在王嘉明看來，人在社會上的生存就具有表演的本質。「包括對自己或者在關係裡，我們都在扮演某一種身分和模樣，那是不得不的，去塑造自己的形狀，有種悲傷感。人總是激勵自己，然後絕望。」而談論著事情時，人們也總是飾演著某著「知者」的模樣，他問：我們怎樣讓自己「看不見」？太多事情都是我們無法確知的，因此我們需要演，假裝自己「看得見」，以此欺瞞自我和他人。
2005年的《麥可傑克森》大玩通俗文化拼貼遊戲，從麥可到楚留香、小虎隊、瓊瑤小說式對話和每日一字，加上社會案件如李師科銀行搶案，把那一代台灣人的共通記憶雜揉在一起，毫無疑義的「有梗」，能夠引起共鳴（即使對我這個比王嘉明小了16歲的人一樣有效），也難怪場場滿座。「事情有歷時性的，也有共時性的，我盡量把它們拉成一條線。」
王嘉明的作品常帶有強烈的韻律感，無論是莎翁劇本《泰特斯》或是把演員變成人偶娃娃的《請聽我說》裡濫用押韻的對白，還是他慣常的非線性敘事及反覆，都是節奏。《殘，。》更是非常音樂性的作品，速度、結構和銜接的質地，都透露著音樂性的鋪排。王嘉明說自己從聲音看見物件，「我想把劇場變成流動的音樂。」在《麥可傑克森》裡，這件事更顯重要。
然而可以預期的是，王嘉明絕對不會乖乖的只談Michael Jackson、讓演員上台載歌載舞娛樂觀眾、大家一起緬懷追思麥可就算了，從麥可和他的死亡延伸出來的社會現象才是重心。過去，潑硫酸事件連到〈Heal the World〉，麥當勞就是〈We Are the World〉；報告班長和〈Dangerous〉連結。那是多麼諷刺可笑的編排，當殘酷的真實世界和Michael Jackson夢想的大同世界被這般類比時，觀眾更能直接看見其中的悲傷─即使我們被它逗樂而歡笑。
王嘉明的戲總是有令人發笑之處。然而他卻說自己的戲沒有笑點，只有不可否認的「白癡性」。他不喜歡自己的戲，不喜歡到甚至不願意看它們被搬演的樣子，「那大概像是馬賽克吧，別人看到的是拼出來的全景，但因為我是去拼的人，所以看到的是分別的一塊一塊，因此不喜歡看。」重編《麥可傑克森》卻讓他不得不回頭看自己當年寫下的劇本，再被折磨一次──那幾乎是一種自虐了。至於會生出什麼東西，他坦承自己也還不知道。
新版的《麥可傑克森》，他們打算做得更繁複。如果說舊版《麥可傑克森》是從暴衝到感傷的歷程，新版的這份「地圖」會像一山接一山，山河相間的，讓其中的情緒張力更起伏跌宕。從29歲開始當劇場導演至今，或許因為永遠有個「孩子」在心裡，他沒有變得退縮保守，而必須嘗試更多可能。在莎妹劇團裡做這樣的戲，他是安心的，「我敢亂做，甚至該說是在莎妹做戲，有必須亂做的『責任感』！」
莎妹在臺灣劇場中已經是有口碑的一個「品牌」，然而面對中山堂這個偌大的舞台、1000個觀眾席，還沒改編完劇本的王嘉明依舊擔憂。大眾慣看「框」，電視框或電影銀幕或鏡框舞台，怎麼把劇場直接交流的特性和大眾慣習拉在一起，仍是不容易的事。弔詭的是，「大眾文化」本身就是《麥可傑克森》戲裡重要的一環，這次，包括瓊瑤、豬哥亮等等一般看來膚淺的事物，都要被王嘉明帶進他無止盡的「為什麼」裡頭。為什麼我們愛看不真實的瓊瑤？是因為投入痛苦的情緒時才有存在感嗎？但我們為什麼對瓊瑤有共鳴？為什麼臺灣人悲情？為什麼享受痛苦？一連串的問號，在不需要用邏輯去檢驗的劇場舞台上，它們溶解為戲謔和之後無法不湧現的悲傷。
空間或許就是劇場所提供最美妙的事物。音樂燈光及其它，和構思的文字在這裡交會。「我和語言的關係是伴侶，會容易被它玩弄，但要盡量和諧，矇騙它。」王嘉明笑說。小冊子在談話途中又草記下了不少文字，令我對新版的《麥可傑克森》又多了幾分期待。活在無法誠實的自我當中，或許我們都必須走進黑暗的觀眾席，看演員的身體如何扮演又剝除生活的種種謊言，看看在Michael Jackson離開我們整整一年之後，這個瘋狂又無聊的社會如何可笑的運轉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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